《逸周书·度邑》记载了武王临终前的话，他对亲弟周公旦说：“汝其可瘳于兹，乃今我兄弟相后，我筮龟其何所即。今用建庶建。”这段话传递了武王心中的希望，即希望周公旦能够继承他的意志，继续周朝的事业。对这些话，周公旦感到既惊恐又感动，以至于泪流满面，双手紧握翻翻策略，深感责任重大。事实上，武王的意图非常明确——他希望将自己的王位传给同母弟周公旦，而不是直接传给年幼的太子姬诵。
武王在打败商朝后，意识到商人的势力依然未曾消散，因此常常心情沉重，夜不能寐，生怕周朝的统治受到威胁。尽管三年后武王去世，太子姬诵年仅十三岁，缺乏治理之力，武王依然决定将权力传给自己的弟弟周公旦，以确保国家的安定。然而，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悬疑：周公旦是否真的称王？如果周公旦称王，那么他便是西周的第二任君王；如果不是，那么继位的便是周成王姬诵。
展开剩余73%考古发现为我们揭开了这一谜团，然而，也引发了新的疑问。在史书中关于周公是否称王的记载异常模糊，令人难以捉摸。《尚书·周书》中的多篇诰文被认为是周公所作，其中便有“周公咸勤，乃洪大诰治”之句。但若周公没有称王，何以会有“诰文”这种正式的君主命令文书呢？有些学者，尤其是宋代的儒家学者，认为这些“诰文”出自周成王，最多是周公代为起草。
《尚书·康诰》中也有疑点翻翻策略，特别是关于周公东征后的记载。当周人成功消灭了商朝残余势力后，周公向康叔下达了命令，命令中提到“王若曰：‘孟侯，朕其弟，小子封。’”在这里，周公称康叔为“弟”，而“王”显然不是姬诵，而是周公本人，这意味着周公已经担任了某种形式的王权。
因此，像荀子和韩非子等人便认为周公已经称王，荀子曾言：“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.....偃然如固有之。”然而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，指出成王年幼，周朝的统一主要依赖周公代为摄政，成为事实上的执政者。史记明确指出，周成王姬诵才是西周的第二位君主，周公旦只是以“冢宰”之名进行摄政。
从史料来看，周公是否称王依然是一个争议问题。这个问题不仅仅关乎历史的真相，也对儒家学说中推崇的周公形象产生了深远影响。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，相关的青铜器铭文成为了我们解开这个谜题的重要依据。若周公确实称王，那么西周的金文应该能够反映出这一点。以下是三件著名的青铜器上的铭文，它们对周公的称谓有着至关重要的指示。
首先是“西周禽簋”，这件青铜器的铭文由周公长子伯禽所作，背景是周公旦东征伐奄，铭文清楚地写道：“王伐奄侯，周公谋。禽祝，禽有脤祝，王赐金百寽。禽用作宝彝。”可以看出，成王亲自征伐奄，而周公则是主要谋士。
其次是“史墙盘”，这件由微子启的后代制作的青铜纪念盘，铭文记录了西周前七代君主，其中成王被列为武王之后的第二任君主，而周公旦并未成为君王，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周公未称王。
第三件青铜器是“冉方鼎”，该鼎讲述了周公东征胜利后，周公赏赐了贵族“冉”。铭文记载了周公的东征事迹：“唯周公于征伐东夷，丰伯博姑咸裁”，但依旧称周公而非“王”，这表明周公并没有称王。
总的来说，现有的周代青铜器铭文中，并没有一处提到周公称王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推测，周公确实未称王，而是以摄政的身份管理国家。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史记记载的印证。
然而，这也引发了另一个疑问：《尚书·康诰》中的“王若曰：‘孟侯，朕其弟，小子封’”是否意味着某种误解？还是另有隐情？实际上，“王若曰”中的“若”字，似乎暗示了周公在执行职务时的特殊身份。在古代，君王的命令通常会直接使用“王曰”这样的措辞，而加入“若”字，则可能表明这段话是周公作为摄政王的言辞。因此，无法否定《尚书》中的记载有其历史依据，而史记等史料的记载，也可能因为后人的解读误差产生了偏差。
综上所述，关于周公是否称王的争议，源自于不同史料的解读及后人对“王若曰”的误解。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，考古发现提供了宝贵的线索，也为我们揭开了其中的一部分真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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